重农学派以中国为榜样的标志性事件，是1768年春天法国王太子（后来的路易十六）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礼而亲自扶犁。杜尔阁在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后不久，出任财政总监，在近两年的任期里努力实践重农主义者的思想。遭到贵族、官吏和一切力主维持现状的人的坚决反对，大约两年，路易十六罢免杜尔阁的职务，一切改革措施烟消云散。
杜尔阁学习中国是认真的，曾专门安排训练两名中国籍的耶稣会士学生高类思（Aloys Kao）、杨德望（Etienne Yang）仔细观察科学、农业和工业，以胜任回中国之后的经济考察任务。在高类思、杨德望回国之前，杜尔阁给他们一份列有52个问题的清单，希望通过他们从中国获得答案。他所关心的事情中包括，有多少中国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和住房，雇佣工人的数量，商人的数量，靠放债利息生活的人的数量，由土地所有者（也包括佃农和奴隶）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比例，地主是否给他们的佃农预支钱款或配备牲口，放债的利息率，谷物的种类，人均消费稻米数量，谷物的价格以及是按重量卖还是按容量卖，工人的日工资，给土地定税的方法，农民是能自由出售他们生产的谷物还是要储藏它，造纸和丝绸织造的技术，印刷过程，茶叶的生长和加工，关于建筑贸易中所使用材料的特殊性，以及土壤的类型，化石形成，矿物和黏土。这些问题促成在华耶稣会士写了许多论文，并汇为《中国论丛》出版。杜尔阁的这些问题“代表了保证得到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详细、准确描述的一次理智尝试，并试图证明中国不止是让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圈子和实务家圈子感到有兴趣而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改革的倡导者，他们频繁参考来自中国的信息以支持他们的论据。”
结论
1500年代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从求同到存异的过程。欧洲人从基督教的普适性理想出发，寻求中国与欧洲间的相似性，无论耶稣会士还是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一度沉醉于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寻找原始基督教的痕迹，在中国的上古史中寻找《创世记》关于人类起源故事的踪影，在汉字中寻找上帝和初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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