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模式
以上都是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在实践层面贯彻落实中国模式的则是法国的重农学派。以魁奈为代表。
1767年春，魁奈开始在《公民日志》上连载《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他不仅是重农主义者，也是新君主主义者，因此而对中国产生全面的兴趣。前六章魁奈分别介绍了中国的起源、疆域和繁荣情况，耶稣会士所说的那种中国古代宗教，中国人的经书、教育、财产所有权，中国的法律，政治结构，权力分配，租税，第七章驳斥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的批评。第八章是魁奈自己的研究成果，讨论他理想中的政治法则，也包括一些经济原则，他认为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的国家体系与他自己这套理想是符合的。
魁奈相信君主的利益只要理解得正确，总是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君主行为失当并不是君主制原则的错误，中国就是这一开明专制的最好例证。魁奈认为中国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家制度的最佳模范，所以他把第八章命名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还说“人们只有依靠使他们区别于禽兽的理性之光，才能够掌握自然法则。因此，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普遍地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框架的自然法则，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的。”
继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之后的又一部有关中国的重农主义作品是克莱尔克的《大禹和孔子》（1769；Yu le Grand et Confucius）。克莱尔克是法国人，但效力于俄国宫廷，此书是他担任俄国王储讲师时专为王储所写，如魁奈的作品一样谈到自然法和中国政府是个符合自然法则的政府，并表现出对魁奈的溢美之辞。克莱尔克说，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自然秩序的法则，但对其细节不甚了了，直到魁奈这样的天才于10年前发表《经济表》，才发展出有关自然法的原则，并提供了曲线图和图表。克莱尔克也像魁奈一样，分明是号召欧洲人学习并效仿中国。
魁奈是一名理论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他的重农理论受到在政府任职的杜尔阁的热情响应。杜尔阁曾摘录这样一些句子：“中国的农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农业都发达；然而这种快乐的状态和它带来的许多结果并不归因于他们的耕作程序有什么特别，也不是他们的犁铧的形制或他们播种的方法特别；这一定主要是得自他们的政府模式，它具有由理性之手所深植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几乎始于国家建立之初，也得自他们的法律，这是自然吩咐给人类最初的民族并一代一代神圣地保存下来的法律，锩刻在一个伟大民族的团结一体的心上，而不是写在由诡计和欺诈所发明的模糊的法典上。”“大体上，中国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直接倾注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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