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官系统
以上描述不管涉及中国政治结构的哪一层，都反映出文官系统是中国制度的基础。在许多欧洲观察家眼里，中国是一个由西方人称为哲学家的文人学者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的国家。比如深受在华耶稣会士影响的基尔谢认为，中国是以柏拉图式的方式由学者统治的政府，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他判断中国是一个快乐的王国，中国的国王能够以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行事或至少允许哲学家来治理国家并指导国王。中国人对学者型官员的尊崇是无止境的。曾德昭认为有功名的士大夫和尚未取得学位的学子都属于中国的贵族，不过是靠学问而非世系从微贱升至高位的贵族，而且这种贵族不能世袭，如果后代不学习上进，还会跌入困境。杜赫德《中国通志》也说：“最高爵位仅靠读书就能获得，而且人们一般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获得相应提升；根据延续四千多年的帝国法律，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担任城市和省份的总督并享受所有的朝廷官职。”他还详细描述了获得博士学位者（进士）的待遇，“得到这一学位后他们就拥有了足以使以后生活舒适的尊敬和荣誉。因为那以后他们就有保证能在短时期内获得一官半职；即便是那些还在等待授官的人，返回乡里也受到当地官员的高度尊敬，他们的家庭也会免受贫穷困扰，而且他们在家乡能享受到众多特权。”中国文官虽然薪水不高，但生活得很好。超勤收入、接受遗产以及凭地位得到的馈赠是他们的可观财富，而且他们旅行时的路费、工具和住宿地，任职地的房屋、家具和听差都由皇帝提供。学者官员的至高地位还表现在对军队的控制，他们常常约束军队，而官兵们对他们十分尊敬，杜赫德说，“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
中国这一哲学家政府的某些实践也获得耶稣会士的普遍景仰。比如说回避法，文官不能在家乡所在省任官，以免为亲友谋私。法官主持法庭时，亲属不得离家，以免通过他们受贿。为防止官员势力坐大和结党营私，在一地连任不得超过三年。这三年的政绩会被严格考评，作为升黜的依据。中国由学者统治，导致国内不尚武，凡是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以获得更多的尊敬与财富。而学者对皇帝与国家的忠诚往往超过以保卫国家为职责的武人，原因是“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与尚文的普遍意愿一致，中国自一开始就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而没有兴趣扩张版图。
总之，在耶稣会士笔下，中国有一位开明专制君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政治结构以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为依据，无论皇帝还是文官，行事都以儒家理论为指导。比如安文思指出孔子在《中庸》里规定了明君应具有的九种品质，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他还论述每一种品质如何能使皇帝成为臣民的好榜样并产生出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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