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1773年着《社会体系》，提出以中国的道德原理和政治体系为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理想范本：“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的人们，使知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他还说：“在那里，某种道德，尤其孝道，如同宗教一般。又无论何国，也没有像中国产业那样发达。”书中还引了很多中国的例子，甚至下结论说“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避难英国的法国新教徒沃班（Vaubain）赞扬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说中国政府的总人口比法国多5－6倍，却能够进行有效统计，羡慕中国利用保甲制统计人口：“我觉得大家可以使用的最佳办法是同中国人一样，把全体居民分为保甲，或者是如同我们的兵团一样的小团体，再创建由国王供养的亭长，他们下面又有同样多的里长，有时由50多户组成，他们都完全服从当地长官。”“里长必须每年4次视察他负责的50户人家，统计可能会在这些家庭内部发生的人口变化，如生死病老等。”沃班还指望通过保甲制来维持社会安定，解决乞丐和城市流浪汉过多的问题，里长不仅是统计人员，还应积极管理他所代表的家庭并注意他们的一切变化，他还应是户籍官和调解法官。
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制度颇有非议，却认为中国的重农政策是善政。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有一节“中国的良好风俗”，提到“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不但如此，中国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谁是耕种上最优秀的农民，并且给他八品官做。”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中国土地的耕作达到了欧洲尚未接近的完善程度。伏尔泰在《哲学辞典·农业》条对中国重农主义的赞美更是不加掩饰，以为中国尊敬农业，举世无匹，欧洲各国大臣一定要读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皇帝尊重农业和收获期国家祭典的叙述，“我们欧洲的统治者们知道这些例后，应该是赞美啊！惭愧啊！尤其是模仿他们啊！”
普瓦维尔1740－1756年间曾在亚洲旅行并到过广州，七年战争期间退居位于里昂附近的家乡，发表了一些关于他的旅行、关于农业和赞美中国的演说，他说中国繁荣的经济非常正确地以农业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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