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列强集中地欧洲充满了追逐霸权的斗争。囿于多重因素，无一方能够独霸天下，于是各国依据“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法则，因时因势合纵连横。俄罗斯外交就是在这样的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棋局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一是利用复杂的力量结构谋篇布局。或借力量多元化显示自己的作用，或防止列强形成于己不利的联盟，或以相互制衡的形势谋取利益，力量并不突出的俄国能够长时间在争霸舞台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与彼时它积极利用和塑造这种多元力量格局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对此精辟地分析道：“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二是擅长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通过炉火纯青的多变、狡诈、闪转腾挪的外交技巧，俄国既可以在时机合适时为达目的坚定且决绝，也可以在力量不够时毫不犹豫地掉头转向。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304年里，沙俄与几乎所有列强缔结过或公开或秘密、或长或短的联盟，也几乎与所有列强反目为敌。
从16世纪中叶起，俄国一直把北方问题（波罗的海出海口）、波兰问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方问题（黑海出海口）作为安全和发展的三大任务。面对多个对手，力量并不占优的俄国不是简单硬碰硬，而是避免同时多面树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单干，而是以利益交换拉拢更多觊觎者组团，利用各种机会在敌友间不断变换身份，依据形势变化频繁调整突击重点。彼得一世最初的主攻方向是黑海，但在组建反土同盟未遂，欧洲大国聚焦西班牙王位战争之时，他敏锐地抓住战略机遇，调转力量于北方，在持续21年的战争中，甚至还争取到了波兰和土耳其加入反瑞（典）联盟。到叶卡捷琳娜二世解决波兰、黑海问题时，这种因势利导、灵活多变的政策也反覆上演。特别是她利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的欧洲格局变化及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年）英法注意力转移之际，积极构筑对己有利态势，组建利益同盟，在夺取克里米亚、消灭波兰等对外行动中取得重大成果。此外，从与法国一起调解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1779年）到“武装中立宣言”（1880年）及未能实现的“希腊计划”，叶卡捷琳娜二世利用局势变化，变以往的“一般参与”为“积极参与”，力图以仲裁者和规划者的身份把握态势变化，扩大自身在秩序和规则确立进程中的影响。
甚至即使身处劣势，以利益为诱饵加上华丽转身，实用主义外交也能够助力俄国取得地缘政治上的收获。从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到1809年兼并芬兰，再到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亚历山大一世在战场上没有战胜对手，却通过与对手的交易获得了更多。这种外交技巧又在1939～1940年几乎原样复制了一遍。利用谈判桌获取收益，还体现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上。与英法凭借船坚炮利相比，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就攫取了巨大的利益，且利用对方的昏庸无能将实际成果扩大到了条约内容以外。
十月革命后，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苏俄积极利用德国被西方大国排斥打压的机会，推动苏德建立新的关系。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不仅在外交上打破西方的围堵，而且根据条约附属秘密条款，双方进行军事合作。德国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制，苏俄则为德国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及其他军事人员，为德研建《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开放基地和工厂。苏德接近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为苏联改善外部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更是充分利用国际局势和国际潮流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体系塑造，成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在所有热点问题上的存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战略据点和盟友网络，证明“苏联成了一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缺少苏联的参与，世界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这句充满自信的话语既是俄国几百年外交的努力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关系的实际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