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帝国创造了前所未有辉煌的同时，也孕育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这次发出挑战的不是目不识丁的贫苦农奴，而是最早享受彼得一世改革好处的部分社会上层。以胜利者身份进入巴黎的近卫军已经不只是羡慕欧洲的繁华，而是在思想上更多地接受“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产生了反对专制、推动政治变革的渴望。在“寻找信仰和思想体系，以填补宗教衰败以及……中世纪专制主义日益显出的无能所留下的真空”的过程中，一批享有特权的军人站在了要求变革的社会潮流的最前列。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只是昙花一现，却在国家后来发展的实际政策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从这时起，俄国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起来，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变成了文明形态、社会发展方向和政治治理方式的世纪性问题。
十二月风波对沙俄政权影响深远：在国力逐步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国际地位空前显赫的同时，政权却面临着思想和制度上的新威胁，并且这个挑战与最紧密联系的欧洲直接相关，在审判十二月党人的调查报告中就特别指出了西方思想侵袭的危害。俄国与西方的关系除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又加上政权合法性和既有体制稳固的政治安全问题，能否保持俄罗斯传统的文化安全问题。因此，如果说欣然接受塔列朗的“正统主义”更多是亚历山大一世对专制制度传统的价值观偏好，那么尼古拉一世把“正教、专制和人民性”当作俄国版正统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在面对内部政治新问题的情况下，把维护“维也纳体系”、镇压欧洲革命、巩固帝国与防止内乱结合起来的现实需要。正是因为沙皇俄国在欧洲扮演起“宪兵”的角色，恩格斯在分析欧洲革命形势时说，俄国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只有沙皇制度被推翻，欧洲革命才能顺利进行。
1825年以后，上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国家若不改革就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类似内部十二月党人起义或者外部克里米亚战争还会发生；改革深化则可能触动权贵阶层的统治根基，引发内部的系统性不稳定——由于沙皇治下众多且复杂的民族构成，这种不稳定可能导致的不仅是其他国家那样的政治危机，还会使庞大帝国体系被撼动乃至崩塌。因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改革与保守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撕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反覆中，对内，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追求和塑造的“新俄国”与传统的且不断固化的“旧俄国”没有得到很好融合；对外，在强调固守俄国特性的思想影响下，俄国与欧洲走上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政权的实际政策方面，而且作用在俄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俄国社会理念和价值观。首先，它开启俄国历史深刻变化的进程，在俄国思想文化和政治发展中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近卫军起义震撼俄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在实用主义地学习欧洲技术之外，是否还要跟上西欧的思想启蒙和制度变迁的步伐？同时，十二月风波开启对彼得一世以后欧洲化改革的反思，并引发俄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世纪性大争论：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如果说新生产方式推动的欧洲启蒙运动聚焦于对专制主义、宗教愚昧的批判，宣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那么19世纪30年代在内外矛盾交织下开始的俄国思想大碰撞的议题则要复杂得多，既有与欧洲自由主义相呼应的主张，还包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总结和维护、对俄国特殊性的迷恋、对异于欧洲的俄国化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对欧洲世俗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有关俄国不是欧洲文明一部分的认知就是从这时开始并逐步深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