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经过维也纳体系确立欧洲主导力量的酿造，在文明属性大辩论中进一步强化了自我认知，升华为一种将强国意识、文明特殊性和救世主情结交织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一旦面临民族主义问题就出现自我分裂。同一个普希金，1825年是十二月党人的同路人，而1831年却成了波兰起义的鞭挞者。当保守主义者和沙皇政权将1863年波兰起义描绘成西方对俄国的进攻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也毫不迟疑地站在反对起义者的立场。别林斯基更一度明确地把俄国对外战争的胜利、俄国文明优越性与沙皇制度联系在一起。可见，俄国的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中对强有力政权和大国情怀的渴望是互通的，对国家的忠诚与对领袖的忠诚是划等号的，强国地位是与帝国稳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民族主义与政权维护传统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相互依托，也成为俄国看待世界的一种范式：俄国最大的敌人是外部的敌对，西方的争夺是帝国某些部分松动的根源，社会的不稳定来自欧洲种种“异端邪说”。
特殊性和普世性构成俄国认知外部世界的基本内核。一方面，俄国与欧洲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俄国的发展只能遵循自己的历史传统，坚守自己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宽广的地域、复杂的民族构成、东正教与欧洲的联系都决定了俄国文明及其发展模式不只属于俄罗斯族，更适用于帝国治下的其他民族。同时，由于西方的“堕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俄国文明还负有解救斯拉夫人民、恢复基督教纯洁性、“教化”未开化民族的责任。19世纪中叶以后，在泛斯拉夫主义兴起、沙俄向亚洲扩展疆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种“普世性”影子。
帝俄时代对待外部世界的社会文化在苏联时期以新的性质和新的形式继续呈现出来。第一，苏联对外政策是由其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具有“深刻的阶级性”。苏联的对外活动已超越传统的国家间权力争斗，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第二，在苏联的思想理论体系当中，苏联模式从来就不只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在一国或一些国家首先实现的国际存在，具有普遍的国际性意义和“共同规律”。因此，苏联的对外活动既是为了守护这种特殊的价值体系和治理模式，也是为了逐步地将其推广到世界更多的地方。第三，在世界革命时代，特别是帝国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开始后，形成了两种制度、两个体系的总决战。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是整个国际体系革命进程中的“历史性妥协的过渡”，既不能抹杀两种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意味着停止对其他国家革命的支持。由此，俄国特殊性和普世性的传统价值观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包装下得到升华和美化，并且具有了新的叙事方式和价值含义。
当然，在长期的竞争当中，因担忧外部动荡影响内部稳定，而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情况，在苏联时期也同样存在。1956年波匈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就是如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东欧出现的问题对苏联的权威地位和苏联的制度提出严重挑战，也是对苏联内部稳定的一种威胁。因此，无论是为了巩固国内的控制，还是维护对东欧地区的指挥中心地位，苏联都不可能不对那些触动旧体制根本的企图产生敌视情绪，也自然会对改革旧体制的政策和实施步骤小心翼翼。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完善”代替“改革”成为苏共对体制调整的标准用词。
事实证明，俄国政权对外部与内部互动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917年为转移内部矛盾焦点，帝俄卷入世界大战试图鼓起民族主义狂飙，却给了革命者有利的时机。沙皇帝国的垮台导致世界历史进程的改变。而1985年以后，同样是为缓解内部矛盾，苏联不得不放松对东欧的管控，而东欧在1989年的剧变又反噬苏联的稳固，成为终结苏联生命的催化剂。
几百年的俄国与西方主要大国关系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俄国与西方联系越多，与之争斗成果越大，由西方文化渗入引发的内部不稳定因素也越多，进而又推动俄国民族自尊愈发高昂，为了加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防范，政权治理也愈发俄国化。第二，俄国化并不只是消极防御，同时也是对攻西方制度和思想的手段。俄国还将其异于西方的治理模式和价值理念塑造为更先进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且在外交实践中着力于那些深受帝国主义荼毒、民族意识倾向强烈的国家或群体，为其提供另一种现代化的模板，以争取更多的认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