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实用主义是俄国外交重要的一翼。但仅依靠这一翼，难免会在机会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限制其外交活动空间，无法实现更大的抱负。这就不得不提到俄国外交的另外一翼——意识形态外交。
以某种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包含有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多重主观认知，作用在外交领域就反映为该国对国际体系、国际角色以及世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主观阐述的一套话语体系。通过倡导和宣介自己的这套主张，不仅有助于该国占据国际斗争的道义和思想高地，更可以找到同路人及支持者，扩大影响力，形成有利于己的国际阵营，从而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活动的大国，俄国具有更强的塑造能力和更强的主观意志，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更加复杂，俄国更加积极地在外交斗争中使用意识形态这种武器：在防范欧洲革命时，维护专制统治的“正统”成为团结各欧洲君主国家的旗号；在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多次与土耳其帝国争斗中，守护基督教信众权益又成了争取盟友的口号；而到了东南欧和巴尔干，俄国又扮演起正教和斯拉夫人的“解放者”角色。
如果说帝俄时期的意识形态外交尚无系统的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还更多带有美化自身利益诉求的工具作用，那么，将埋葬旧世界视为己任的苏联（苏俄）则依据“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总危机”和“国际关系阶级性”等理论，构建起一种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和主张及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轴的外交战略。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意识形态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提出完全不同于以往列强争霸的国际关系主张，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的改革。十月革命后，苏俄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文件《和平法令》，就提出废除殖民主义、承认民族自决、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理想主义思想，这些主张后来得以体现在当今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之中。同时，通过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帝反殖”“推动世界革命”为价值目标的外交政策，苏联不仅争取了众多受帝国主义统治和欺压的其他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更为改写一些国家历史进程、改变国际力量构成发挥了深远影响。在很长时间里，这样一大批受苏联影响的政治力量和国家成为苏联与西方对垒的同盟军，与之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友谊。
意识形态外交与实用主义外交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协同的有机整体。事实上，许多外交行动都具有典型的追逐一己之利、与其国际关系主张相悖的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外交并非空中楼阁的幻想，其强烈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实践目的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如果说意识形态外交是苏联外交的“道”，那么实用主义政策就是实现这个“道”的“术”。前者通过移植、倡导、宣传，致力于长周期的潜移默化和“静悄悄”地塑造理念、思想；后者则致力于攫取现实的好处、获取直接的利益。其次，根据苏联的理论及政策主张，苏联作为革命的中心对世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苏联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具有道义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其他国家和革命政党要“无条件”地以维护苏联利益为己任，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如此，苏联所倡导的理想就具象化为苏联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原则也是与苏联利益划等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