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张德江在讲话中提到了《基本法》制定的历史，其中既有邓小平对《基本法》的宏观表态，也有起草委员会的表决等细节。在香港回归、《基本法》实施20年的今天，特别提起这些历史往事，意义是什么？
祝捷：张德江在这次讲话中多次提到《基本法》制定的历史。因为邓小平作为“一国两制”的设计者，他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是《基本法》制定的指导思想；而且实际上，这一制定过程并非邓小平一个人或者中央单方面参与，而是包括港人在内的香港、内地社会各界都有参与。
张德江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曾提到要“不忘初心”，对于香港、对于中央、对于“一国两制”，“初心”就写在《基本法》里面。回顾当年制定《基本法》的历史往事，有助于唤回这份初心。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角度而言，《基本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基本法》解释的主体，从对《基本法》5次释法的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解释主体主要采取了“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作为一个法律解释的主要负责人，张德江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如今回顾《基本法》的制定历史，也就是回顾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不管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法律技术角度而言，这都是十分具有意义的，这也体现出张德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用法治思维去思考《基本法》问题，而不是单纯以政治思维来思考。
中评社：张德江在讲话中提到，要完善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中央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制度建设，对中央的权力要制定和细化有关规定，包括中央对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权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
祝捷：张德江提到的几项中央权力，包括争议比较大的中央对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法律备案审查、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都是《基本法》里面直接写明的。但是《基本法》当年制定的原则与整个国家立法的原则相类似，即宜粗不宜细。《基本法》的许多条文属于大框架、制度的轮廓，而对于制度具体如何实施，《基本法》起草时并没有写得太细；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基本法》作为宪制性的法律，没有必要规定得那么细，因此也就需要细化、具体的法律，来把《基本法》提出的框架予以完善。
在过去20年没有细化这些制度的情况下，香港出了许多意见和问题，为了承担行使全面管治权的责任，中央有必要把这些制度细化。这也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需要强化的地方，但这一过程并非要超脱《基本法》的框架，并非中央打算在《基本法》之上创造新的制度和事物，仍然是按照《基本法》的框架去做，是把涉及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些制度，用法治的方法予以确定，令中央将来有法可依、用合乎法律的方式去行使权力，这对于崇尚法治的香港社会而言相信也是一件好事。
中评社：这一细化过程的具体操作是通过中央，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吗？是否还要经过香港本地的立法过程？
祝捷：如果涉及到中央权力的行使，《基本法》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立法权限肯定属于中央的有关机构，香港特区肯定无权对中央如何行使全面管治权进行立法。香港的立法机关只能就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立法，肯定不可能制定一个法律，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去遵守或实施。
但是，相信中央在进行相关立法工作时，会广泛听取包括港人在内各方面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充分吸纳到立法过程中，这是可以想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