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有意见提出，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可以考虑“先易后难”的方式，分阶段逐步完成，是否可行？
祝捷：我个人也比较主张“先易后难”的方式。
立法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法典化的立法，比如说一次过制定一部统一的国家安全条例；另一种是逐步制定一些单行的法例，以这些法例把统一的国家安全立法内容体现出来。
从立法成本和效果来看，肯定是第一种形式较好，因为可以一次性完成立法，例如澳门就以这种形式完成了国家安全立法。但是要考虑到，港澳问题在法律层面是必须分开讨论的，澳门属于大陆法系，具有制定法典的传统；但是香港作为实行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的地方，传统上确实并不容易制定法典。因此香港若通过单行立法，甚至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来解决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毕竟是符合香港规律的方式。
既然要跟香港社会打交道，就要以香港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处理问题，中国内地具有大陆法系传统，但在处理香港的法律问题时，也应当学会香港惯用的普通法系的方式。所以采取先易后难、个别立法的方式，我个人认为这反倒是比较好的一种策略。
然而有一个问题也应该留意，即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问题，是不是一个单纯的立法问题？现在有学者提到，“一国两制”不是港人治港，而是“洋人治港”，质疑香港的法官群体和司法界，在香港的“高度自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比如说国家安全立法，如果所制定的法律在法院得不到适用的话，这个法律等于一纸空文。如果内地和香港社会承受了巨大的发展代价、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精力，最终在港人和中央的支持下完成了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却不为香港司法界所接受，或者香港司法界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运用法律技术、对法律的诠释——这对于学法律的人而言是很容易的——把国家安全法例虚化、打空，这才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将来必须应对和思考的问题，症结并不仅仅在于立法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