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没有人关心日本这类组织的影响力，没有国家对这种隐忧去寻求对策，所有二战受害国家都无意或有意的视而不见。当日本政治人物或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时，我们只会说，日本官员祭拜靖国神社这种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西方国家谁会在乎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根本不是宣传日本不义之道。
以外，以大阪市市长桥下彻为首的“大阪维新会”成立的“大阪维新塾”，与“松下政经塾”相同的都以培养未来的政治实力人物为主旨。桥下彻出生于东京都涩谷区，是黑道桥下之峰的儿子，父亲自杀而亡。刚才说到的前原诚司，小时候家庭贫困，父亲也是因为自杀而亡。野田佳彦，出生于农村，用一步一脚印的方式得到选票，每天在路口说明自己的政策，持续20多年。这些人如同19世纪明治时代初期下级武士所扮演的角色；若没有这些下级武士打倒既得利益的高级政、军官员，取而代之，就不会有当时的明治维新，也许也不会有以后全面的侵华行为。
现今的气氛，有一点类似明治维新初期，这些日本被归类为极右派的政治人物，其出生背景多非主流社会或是中产阶级子弟，他们与明治时代下级武士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非常类似。只是，国际的大环境，及国内的经济环境不太一样，当年明治维新日本整个大气势非常强，现在形势似乎不允许他们有多大的作为。但由于日本岛国的民族性根深难改，仍须密切留意其发展，在新军国主义的发芽阶段必须予以铲除。姑息就是养奸，养奸必成祸害。
综合而论，日本今日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造成的，我们要检讨也要诚实的面对。我们不能再把美国的纵容拿来当做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藉口。二战之后我们没有在战争赔偿问题及占领上对日本进行醍醐灌顶式的警告，日本怎么会记取侵略的教训？大家不要忘了，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偿的案例，也不要忘了全球追抓纳粹战犯，宁可纳粹余孽死在监牢，也不让他逍遥法外的积极防范法西斯复苏的作为。
遗憾的是，对日本在中国的战犯，台湾于50年代却成立一个所谓的“白团”（协助“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建军的日军顾问团），把一群失败的甲级战犯及日本二战军人迎到台湾奉为上宾，如此政策，日本怎么会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行？只有我们彻底改变对日的态度，日本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