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军管会，来深圳劳动，是不能出华侨大厦的大门的。劳动完了就在华侨大厦吃饭，吃完饭就回广州。我们在军管会还算是比较可靠的干部呀，但是有指示说，深圳街上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不要随便乱走。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处在—个很封闭的状态。
有几件事情值得提一下。一九七八年，我们对“文艺黑线论”进行了批判，当时广东开了广东省的文艺创作座谈会。就是因为这个吴南生，后来搞特区也是这个吴南生，就是因为他才开成了这个会。这个会在全国的文艺界，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文艺黑线论”用评论员的方式在《南方日报》头版进行批判。当时的情况是，张光年、夏衍、林默涵这些人在北京都不敢讲话，都是到广东来讲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座谈会里面，来对“四人帮”时期的文艺路线提出反对性的主张。这就造成了后来广东省演出的活跃，恢复协会的活跃，把《三家巷》和秦牧的《艺海拾贝》重新出版。
1979年，曾敏之在《花城》的创刊号，发表了—篇文章，我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就是《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首次介绍香港的文学现状，当时他在香港《文汇报》当老总。也是在同时期，广东作协引进了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这是第一次刊登台湾的小说。为此，我仅仅在欧阳山的家里就检讨了四次。党小组还不断开会，要党纪处分。当时每“动”一下，就会有很麻烦的事情。
到1980年，就有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引进。最早有关现代派的理论和现代派的小说，当时就是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一直到1989年，广东进行了珠江大文化圈的讨论。此前还与深圳等几个地方就商品运动里面的文化和文学的地位作用进行探讨，1986年与天津等几个地方探讨文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还有当时的几部小说，像朱崇山的《流动的雾》，卜田中女有《外来妹》、《招商集团》，反映了当时广东在市场经济下的现实。这实际上是打破封闭之后，出现的一种文明的启蒙，观念的启蒙。
在解构中践行
就是在解构了“四人帮”的专制文化以后，广东的文化实践，走了另外一条路。现在看，当时讲的就是这种“经济文化”，而这次张德江书记讲的是“文化经济”。实际上就是进入商品经济以后，文化已经不再是“政治文化”那种状态，已经转型到“经济文化”。当时我们在文章中就提出“经济文化时代”这样的命题，就是说文化会更多地依赖市场、依赖经济；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文化也只能是经济的，文化形态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经济文化”形态。我们在1993年就提出这样一个命题。
还有一个命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面，需要一个与之配合的人文精神，—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这种社会主义的市场文明，它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1993年，已经把经济和文化捆绑在一起。10多年后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而理论界的酝酿和讨论，除启蒙的10年之外，后面这10多年，实际上在解构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
总结中建构
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总结广东这20多年的文化发展之后，建构一种文化形态和理论形态。
对此有两个问题要提，一个是我1993年在《羊城晚报》写的“经济文化时代”，还有广东1994年提出来的“第三种批评”，或者叫第三种选择。
什么是第三种选择呢?就是在北京的中心文化和广东的边缘文化、中西文化、古今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里面，不是说解构了原来的东西不应该，关键是怎么样去解构。对此，广东提出建构一种新的道德理念、新的伦理、新的人文精神；就是在这种二元对立里面，我们要走第三种选择的道路。
后来上海就将这个概念抄过去了，反而最后变成了上海的理论了。这就说明广东文化理论研究的薄弱和不够重视。
在第三个阶段，广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来作为理论的突破口。历史将来会讲，中国在最近20年的新时期，大量横向地引进西方文艺思潮。引进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却撇开了中国，不去研究中国当下实际上的文化问题，这就流于偏颇。广东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作为突破口。
其中一个是文化转型，从政治文化转到了经济文化。广东的文化关注大众、关注世俗，但是也不排斥后现代、现代派。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文化的热带雨林”，就是高雅的、精英的、大众的、世俗的、通俗的，都可以在其中占一个位置。当时一个说法就是“既要吃满汉全席，也要吃汉堡包”，形成一种多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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