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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 |
田飞龙：“占中”是国家治理和香港自治的改良契机
第一，本次运动是回归以来酝酿的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点。1984年英国在香港启动的代议制民主改革为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挖下陷阱，培植了坚强的“不忠诚反对派”，完全扰乱了《基本法》之下的“直通车方案”和循序渐进安排。现在香港的民主文化已经偏离了英美的经验主义和多元制衡的传统，没有向改良主义路线进发，而越来越带有法国激进主义民主倾向。英国对香港的民主启蒙与制度设计不完全从本国经验出发，而是从是否有利于最大化制衡中央管治权的基点出发，折射出所谓的外国势力支持并不仅仅是金钱支持，更是软实力的竞争，是话语争夺，是人心博弈，是现代政治技战法的攻防，是对中国大国管治能力的特别挑战与检验。
这也是巨大机遇，是治理现代化的上好演练场，是政治认同建构和国家能力整合的契机。“占中”博弈的实质是话语权的竞争和理论的对抗，是中国与西方在现代性上的战争。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是被刺激的一方，所以虽然中国的GDP增长迅速，国力增强，但没有相应的文明和制度理论去安顿内部的秩序和诉求，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总体认同。香港虽然回归了，但文明和秩序的融合没有完成。“占中”是这一总体未完成进程在局部的一个缩影。
即使中央经受住这次冲击，也不意味着中国在与西方的软实力较量中，有了结构性的转变和改善。中央需要对既有个案进行研究，同时智库也要对世界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战略性的研究和沉淀。近年来，中国学派强调中国现代化经验与中国传统文明的融合，希望将中国的发展理论化，总结出中国总体发展的综合模式。这是很好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题目。我认为，应当以中国人的“中国经验”研究成果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节点，作为中西软实力战争较量的转折点。如此，则“占中”无疑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和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机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