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不说我们的教育，在科技培养、科技人才上跟不上。我想强调的是今天要成为白手兴家的富豪向上流动，教育门槛是越来越高的。这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基层人向上流动的机会还真不如以前。另外，正如社会正在讨论的楼市“撤辣”问题，这边公共房屋的轮候时间没有明显缩短，那边为了救地产商，为了救高端中产人士就考虑撤辣了。尽管在经济学上两者可能没有因果关系、没有相关性，但是政治是讲观感的，这个观感就很差了。就我所理解特区政府迟迟不敢撤，其实就是观感问题。所以我们要处理的，除了有为、财赤之外，还有中层中产、高端以及基层之间的关系。而香港背着这么大的一个贫穷的基层人口的包袱，但是面对创科经济和21世纪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对于贫富悬殊的舒缓是很慢的。
第三，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关系，我们要处理的是求变和求稳之间的关系。
求变是经济上突破既得利益藩篱。但是我强调的是求稳，我指的是政治结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没了反对派，在政治上就没有威胁，不是这么一回事。反对派的政治阻力是意识形态，现在把他们扫地出门了，变成什么呢？意识形态的争论消失了，阶级利益的矛盾就浮上台面。
我们看香港的选举，主要是1500个选委，分为五大界别，五大界别里面再细分成40个小界别，这40个小界别涵盖了从老板到基层的所有的界别，涵盖所有的地区也包含所有的同乡会。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政治结构，其实赋予了各种局部的利益，它有一个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里面。这些人就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就是他单个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集体是恐怖的，对不对？政治结构使得局部的利益进一步被强化，而且体现在政治平台上面，矛盾是激烈的。我不是说要再来一次选举制度改革，但我们要思考三样东西，权、钱、名，如果这三大块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这个人的威力就很大了。功能组别它天生只关心局部利益，40席的议员理论上是国家队，但实际上背后政治结构就必须盯得很紧，所有人都可以跟你较劲。但要突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或者比如说既得利益这原本的利益格局，怎么突破法？
从政治结构到团结工作，都可能要改。这跟政治上的求稳和经济上的求变，这两者就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经济的效果未见，政治的风险已现，也就是长期短期可能见到的效果。
经济上的求变不会马上立竿见影看到效果，很多都还只是停留在概念上。政治上的风险，无论是整体的还是个人——就是官员议员，马上我就能感受到了。所以经济上的求变和政治上的求稳，这一对的紧张关系也要处理。
对于上述三个关系，我没有任何确切的答案。我就是抛砖引玉，谈谈对这三大块系统工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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