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个论述不是只有政治论述，而是有新的文明创造论述，这事实上就是社会科学的问题。社会科学家怎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来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两岸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这才是关键。
我们今天在谈论述，不是只有两岸关系政治关系安排的论述，还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理论，来说明社会与文明的重新塑造；不要忘记，从清朝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找中华文化现代化道路，原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主张的道路很不一样，现在却变得愈来愈相似。他们不想这个问题，那谁来想？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假设未来知识分子没有办法提出一套文明论述，来说明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不可能有前途。我们的知识分子要抢到话语权，我猜未来两岸会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套论述说服对方，在未来中国发展上我占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要听我的，否则台湾一下子就会被抹掉，根本看不到。
两岸关系审慎乐观知识分子任重道远
就两岸关系这一点来说，我比较乐观一点，我不是认同的建构论者，我是制度论者；我猜双方在未来的交往，台湾不管是谁当家，他一定要有一套制度出来安排两岸关系。
关于这个制度，我认为两岸统合学会提出来的“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两岸三党都得去思考。我最近出的一本书《最后的亚细亚孤儿》就是谈制度安排，不管是谁来当家，都需要思考。你可以用各种政治力量去建构一个新的国族认同，可是你必须要有制度，这个制度会逼得双方不得不接受双重认同。我特别强调一个问题，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制度安排，双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必须要逼大家去接受双重认同；要不然台湾的历史史观教育最后一块拼图现在已经完成，我们又没有办法改，谁都没有办法。我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在政治与文化认同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大势所趋，很难改变，唯一剩下的就是制度性认同；第二，知识分子要考量的，不是只有两岸关系的论述权，而且未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各种不同层面的论述权，这个不只是政治人物的事，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文史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