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周边国家处理外交挑战的因素
我从一年多以前不同国家的内政，延伸到新领导人出现，现在进入第二轮的部分。除了周边国家，这些新领导人到了新位置之后，不管透过民选或继承，他如何因应周边国家的外交挑战。我认为要从四个角度来观察。
第一，是这些领导人对周边形势的认知（leadership perception），这对于其外交政策的执行与统御外交国安团队的建言来说，非常重要。领导人对周边形势的认知清不清楚？还是某程度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几个国家的新领导人又不太一样。奥巴马一上台，就马上处理财政悬崖问题，并与共和党的议员进行协商。
2009年那时我还在华府做研究，因小布什后期发生全球金融海啸，奥巴马一上任就是要处理这项议题。我华府的朋友跟我说，奥巴马一天几乎有16个小时在处理相关问题，怎么会有时间处理全球事务，包括国内其他议题。一个总统要权衡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时间真的有限，所以团队很重要。
奥巴马的第一任第一年，确受其幕僚群某一部门的牵制，他也尽量配合演出，包括他第一次亚洲访问到中国，结果并不如幕僚报告中的预期。所以当希拉里、贝尔开始接手，2010年美中之间也开始出现很多问题，不论是再平衡或是转向概念，大概就是那时开始发生。包括希拉里多次访问东协国家，2011年奥巴马第二次访问亚洲等等。
我的意思是，这些领导人面对繁重的内部议题，一上台“国安”团队也未到位，包括马英九也是如此。马已经换过两批“国安”高层人员，我们也还在看新的“国安”团队的磨合期。所以，“总统”的认知很重要。当“国安”团队刚上任，还在磨合阶段，一个“总统”，特别是已经连任的“总统”，像是奥巴马与马英九都是连任的“总统”，都有处理对外事务的经验；所以若“国安”团队提出的意见不够周延，“总统”要有能力做判断，纵使会被很多内部事务牵绊。
台湾在此复杂周边情势中，特别面临很多国家的新上任领导人，如何强化第二个主题──领导的参与（leadership engagement），台湾有其“外交”上的困境，无法与大国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但不代表不能透过自己的“国安”团队与对方的“国安”团队做一定程度的坦诚沟通。 |
